《欣慰与悲怆》2：从足球娃到国脚

《 新锐与悲创 》 作者 ： 年维泗 ，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 。 本书第二章 ： 从足球娃到国脚 。

人到老年， 格外眷恋童年 。 有时闭目沉思 ， 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还历历在目 。 我曾感叹 ， 人的一生就这么快地度过来了吗 ？

我生在北京这座文化形态完备而极富特色的城市里 ， 那厚重的城墙 、 流淌的护城河 、 窄小宁静的胡同 ， 还有并不富丽却很精致的四合院 ， 都是我童年驻足留恋的地方 。

今天 ， 零次制笔的大厦 、 星罗棋布的星级饭店 、 豪华的购物中心 、 雄伟的立交桥 ， 已经渐渐地吞噬了旧有的地盘 ， 我也就格外珍视童年的记忆 。

以前每当演出 《 骆驼祥子 》《 茶馆 》《 城南旧市 》， 我都目不转睛地边看着边想着 ， 想起小时候上城墙 、 拍蚂蚱 、 喂小鸡 、 带蛐蛐的趣事 。

有时情不自禁地想 ， 这些艺术家真绝了 ， 仿造起旧北京的人情风物 ， 真令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

我好像又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 。 遗憾的是没有人来拍过旧京城的足球 ， 拍城墙下和胡同里的小足球 ， 真要是拍出来 ， 那将是多么催人泪下的童年曲呢 。

我小时候随父母住在惠文中学里 ， 这是一座在北京非常出名的教会学校 。 这所学校在 19 世纪就建成了 ， 校内的建筑乃至运动场馆都相当气派 。

校内足球场吸引着众多的学生 ， 尤其是当校队与法国兵 、 意大利兵比赛时， 场边挤满了助兴的人。 我希望那些金发碧眼的人拜在中国学生脚下 。

我和校队的同学都很熟悉 ， 每到赢球时我总会第一个跑去被他们抱起来 ，不知道是我祝贺他们 ， 还是他们自己很高兴 。

想中国人赢外国人的倾向可能在那个时候就萌生了 。 兴趣是一个足球娃娃最大的动力 ， 只有你感到球被糖包着似的招你 ， 你迷恋它 ， 爱它 ， 你才有可能踢好球 。

我感到我们多年来足球方面培养人才的一个失误 ，是忽视兴趣而过分地立足于功利 。 小孩从很小起就成为比赛的工具 ， 成绩限制了他们的个性与想象 。

为了名次在年龄上以假乱真 ，以大欺小 ， 把孩子的心灵需要和协调的技术降为次要 ，以致使中国足球的基础发生了扭曲 。

以往 ， 每当我出访欧洲时， 看到那么多足球场供孩子们踢球 ， 或教练组织 ， 或爸爸妈妈陪着孩子们兴高采烈 、 无拘无束地玩足球 ， 好像教练就是教他们球怎么踢才得法 ， 家长就是看着孩子们高兴而高兴 ， 从没有见到一点压力和强制 。

我总感觉我们现行的少儿足球训练体制存在着许多弊端 ， 我们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体校或足球学校有限的孩子身上进行重点培养 ，而忽略了广大中小学学生的足球活动 ， 最终将使足球失掉它的广阔天地 。

后来作为足协主席 ， 我曾想扭转一下这样的格局 ，但足协的力量是相当微弱的 。 它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题 ， 所反映的是社会经济文化意识上的矛盾 ，不是短时间能够解决的 。

儿时的我觉得踢球是件最得意的事 ， 让人期待的使命感 、 进球的成功感 、 踢出好球时受到的喝彩 ， 这使男孩子的英雄本色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

同学们因我的球技出众而叫我大年， 尽管我并不高人一头也不年长 ，而且我因踢球还得到小学校长尚文锦的称赞 。

一个校长夸奖并愿意接近一个学生 ， 这对小孩子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 简直是会得意忘形了 。 为了踢球还有几件使我难以忘怀的事情 。

有一次我踢出的球把邻居家的玻璃给砸了 ， 随着哐当一声响 ， 我害怕极了 ，不知道父亲将怎样严厉地责备我 。

父亲闻讯后看了我一眼 ， 我战战兢兢 ，但他什么也没有说 ， 领着我去被砸碎玻璃的邻居家道歉 ，并且赔了玻璃 。

大概他知道这不是我故意的 ，也不是我的恶作剧 。 还有一回 ， 我踢出的球把一个小孩闷倒了 ， 这也算是闯了不小的祸 。

那时候的孩子可没有现在皮实 ， 我大概会成为老师们打手板的淘气生了 。 但学校里有一个很有威望的老师用他独特的温柔声音说 ：" 你这脚头不软 ，以后可得踢准点呀 。"

接着又为我开脱 ， 说了不少好话 ， 才使我得到赦免 。 这位老师就是曾经给几代人几亿孩子讲过故事的故事大王孙静修 。

从这件小事看出 ，他不愧是位教育家 ， 虽然他的地位不高 ，但他是很理解同心的 。 还有一次踢球险些丧了命 ，在北平解放前夕 ， 傅作义将军与解放军和谈还没有成功 ，有时双方仍有试探性地放枪放炮 。

我和几个校队同学约在育英三院踢球 ， 大家没事都想过过球瘾 。 忽然呼啸一声 ， 一发炮弹撩空向场内飞了过来 ， 我们顿时惊叫起来 ， 只见飞速的炮弹落在场边的墙上， 却侥幸没有爆炸 ， 否则我们将与炮火一起升天了 。

大家的脸都吓白了 ， 许久都没有说出话来 。 后来我从小学进了育英中学 ， 这也是一所著名的教会学校 ， 足球 、 篮球都是学生喜欢的运动 。

这里出了好几个国家选手 ，30 年代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篮球赛 ， 解放后任中国篮协主席 ， 去年又去参加奥申办的牟作允老先生 ， 便是这所学校培养的 。

还有两位当时北京踢球很有名气的孙宏年、 孙鹏 ， 就是这里的老师 。 我一进校他们就发现了我的才能 ， 认定我是踢球的料 ，并经常约我一起参加校外各队的比赛 。他们在球场上的风度很潇洒 ， 踢球动作很规范 。

我直到今天仍深切地感触得到 ， 小时候踢球一定要有个真正懂足球的老师 。 我 80 年代去了不少地方了解情况和考察足球 ， 发现很多体育老师对足球的热情非常令人感佩 ，但他们当中真正会踢球的人并不多 ，而不规范的动作使小孩日后学了也很难纠正 。

这也正是为什么欧洲各级足球教练必须有各级证书 ， 只有取得资格才能教足球 ，而我们目前还做不到这一点 。

很多足球队员踢球僵硬 ， 无疑是与自小的基础没有打好有关 。 我想在足球师资力量严重匮乏的今天 ， 学校或老师不妨让孩子们多看看足球教学的录像 ， 这比二把刀的教练硬教学生动作要有益得多

。在中学里我是足球和篮球校队队员 ， 还是校运动会 200 米 、400 米持械赛跑第一名。 孙宏年老师对我做重点培养 ， 踢球时他常常提醒我们 ：" 别等球 ， 迎着球接球 ， 要在跑动中踢球 。"

他还不时中止训练为我们做示范 。 这种朴素的教学和训练 ，是培养队员意识和技术十分重要的内容 。

别小看赢球处理球 、 传球后跑位 ， 就是在我们国家的专业队员中也有很多不懂 、 不会 、 不习惯的 。

国家队的队员中甚至还有习惯于站着原地踢球 ， 或者是教练不喊他跑动 ，他还不知道自己在哪站的球员 。他们好像不明白踢球很重要的学问是跑位 。

与现在很多足球运动员不同 ， 我们的少年时代的条件实在是无法与现在相比 。 当时没有体校 ， 没有集中训练 ， 没有补助金 ， 没有足球学校 ， 没有外出比赛的机会 。

但也正因为是这样 ， 环境和条件给自己个性发挥的余地比较大 ， 所以那时的球员比较用脑子 ， 脚下也有活 。

尤其足球作为一项爱好而不是职业 ， 你不能指着它吃饭 ，因而在学习上不敢有任何放松 。 这实际上也很有好处 ， 文化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的成长 ，也决定着在球场上的想象力 。

我的少年时代在解放前度过 ， 那时有个意念就是学习不好 ， 长大了没本事 ， 吃饭都困难 。 同时也受了文化家庭和家长的熏陶和影响 。

我在学习上非常努力 ， 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保持着前五名 。在中学时每个学期都拿 " 知行奖 "（ 括号 ： 与当今的奖学金相似 ）（ 括号完 ）。

这使我给家里省下了学杂费 ，而且我还从初二跳班上了高中 。 如果我不踢球 ， 可能也会去当个教师 、 工程师或者编辑什么的 。

与我学习相仿的人后来很多去了莫斯科留学 。50 年代我们去苏联比赛的时候 ， 留学苏联的同学听到我的消息后就会把我接到他们的宿舍去 。他们包饺子招待我 ， 非常热情 ， 用茶杯和面 ， 用牛奶瓶子当擀面杖 ， 煮饺子用电炉 ， 饺子沉在锅底泡着 ， 当捞上来吃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是满馅的 。

有的同学说 ：" 大年， 你穿上中国的球衣为国争光 ， 多神气啊 ！" 可我却羡慕他们上大学又出去留学 。

我有时感到因为踢球而不和他们一样去留学 ，有些后悔 ， 尤其在踢不好球的时候 ， 心里越发不是滋味 。

我的同学中在 80 年代也有不少很有出息的 ， 像当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局长的汤炳武 ， 像某研究所当所长的学者胡常博 ， 像北京矿务局当局长的刘少昆 ， 还有著名的诗人杂文家邵彦翔 ，以及许多的医生 、 大夫 、 专家 。

同学们都说我的名声更大 ，但我却不无酸楚地说 ：" 那有什么用啊 ？ 拼了几十年， 腿断了 ， 人也老了 ， 病已休 ， 仍然是忍辱负重 ， 壮志未酬 。"

他们却既是玩笑又是安慰地说 ：" 赢了输了 ， 总有人知道你的呀 ， 大年 。" 我的人生轨迹乃至为人受父母的影响很大 。

我父亲年景峰是最早的燕京大学毕业生 ， 后来在惠文中学任教务长兼英语系主任 。他是中国人中较早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人。

具体到体育上 ，他也是玩网球 、 排球这类博莱品 ，因此他看我去踢球的时候从来都不加阻拦 ， 认为这是男孩子应该喜欢的 。

日本占领北平时期 ，他作为教师 ， 当时被戏谑称为 " 文明要饭 " 的 ， 每个月辛苦极了 ，但工资非常肥薄 ， 生活也很拮据 。

有一天我穿上母亲所做的新鞋去踢球 ， 一脚就踢开了个口子 ，但父亲也没有说什么 ，他亲自把鞋给补上了 。

父亲的后半生郁郁不得志 ，50 年代初失去了工作和收入 ， 学的知识无以施用 ，他的内心是很苦闷的 ，但他从不当着我们发泄 。70 年代我带队去牙买加 ，他很快能说出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 。

我很惊叹于他的知识和学问 。80 年代初我去外语学院学习英语 ， 主要是为了充实一下自己 ， 使自己能够具备独立的英语会话能力 。在入学第一天 ， 当我推开教室门后一看 ， 坐在座位上的同学比我的女儿年纪还小 。

我踌躇了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走到自己的座位上， 同学们都看着我 ，而我说 ：" 不好意思 ， 我年纪太大了 ， 跟同学们一起学英语 ， 请大家不要笑话我 。"

我想这样表示一下结束这个尴尬的局面 ， 没想到同学们说 ：" 您这么大岁数还学外语 ， 我们更该努力了 。"

多么通情达理啊 ， 还是大学生有这个水平 。 年近 50 岁的我学外语当然很费劲 ， 二年级学生上精读课时在每课课文中遇到的申词一般有 6 个 ，而我却是他们的 10 倍 。

每天课后要在字典上翻阅 60 个申词 ，有时查申词查到半夜 。 父亲那时候已经 70 多了 ， 看我这么用功又这么费劲 ， 便主动帮我标了单词和音标 ， 对每个词他还记得十分准确 。

我很佩服他读书的功底 ， 老一代人好像有股老老实实做人和认认真真做事的习性 。 如果当年不是读书时全心投入 ， 过了几十年是不可能一看就知道这些词的意思的 。

我的母亲是早年木真中学的毕业生 ，有很不错的古文造诣 ， 经常用传统道德标准要求我们 ，不时教我们几个孩子一些古代名篇 ， 讲解起来文言文非常生动 。

她经常挂在口头的 " 己所不欲 ， 勿施于人 "，" 富贵不能淫 ， 威武不能屈 "，" 饮水思源 " 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

她知道我踢球消耗体力 ， 总是省下一些钱给我买点猪肝 、 羊肝 、 猪头肉 ，但她自己却省吃俭用 ，有时不声不吭吃点剩的就对付过去了 。

母爱是人与生俱来的最珍贵的感情 ， 可惜我母亲因我哥哥患疾病死去后就精神失常了 。 原来的那个知书达理而热情善良的母亲好像已经不复存在了 ， 她一直在恍惚与奇怪的意念中生活 。1985 年我出任主教练 ， 每天回家都身心交瘁 。

一天妻子黄郭慧拿出了一双鞋给我看 ， 她刚给奶奶买的新鞋已经奇怪地扭曲了 ， 原来是母亲趁我们不在家的时候给鞋消毒 ， 放在锅中给煮了 。

我感到哭笑不得 ，但她毕竟是我的母亲 ， 尽管她已经不知道我是谁 ， 只是天天傻吃傻喝地活着 ， 活到今天也已经高达百岁高龄了 。

有时候被母亲拉着坐在她的床头 ， 我默默地想着母亲是怎么变成这个样子的 ，但我总爱从这苍老的身躯中寻找母亲当年的影子

。 我把足球作为职业多少有点偶然 ，以前一直把它当做一种爱好 ，因为从小的志向是读书上大学 ，而且当时也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 ， 只因后来情况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 ， 时势把我推到了从事足球的道路上 。1951 年第一届全国足球大会在天津举行 ， 华北代表队要从北京 、 天津 、 唐山 、 河北 、 山西等省市遴选人才 。

我在育英中学的孙宏年和孙鹏老师极力推荐我参加选拔 ， 当时作为中学生去参加成人选拔比赛的几乎没有 。

记得在仙龙潭体育场比赛时， 一些人惊奇地看着我稚气未脱的样子 ， 好像有点以大欺小不好意思的表情 ，但真正踢起来 ， 人们就发现我并不比成年人逊色 。

足坛塑像李凤楼看了以后很高兴地说 ：" 小伙子真棒 ， 好好踢 ！" 还攥起拳头在我胸脯上打了两下 。

选拔组的人认为我脚下功夫还不错 ， 速度挺快 ，而且个子也高 。50 年代初像我这样一米 76 的身材算是足球场上的高个子了 。

我顺利地被选进华北队 ， 短期集训后准备去参加全国大赛 。 集训时全队住在仙龙潭体育场的南看台下， 房间就像破败的庙宇一样 ， 四处漏风 ， 门窗都关不上 。

教练是河北师大的教授刘士藩 ， 当时球队的不少教练都是学者型的 ， 刘士藩乃至后来国家队的教练李凤楼都是大学的教授 。

华北队中以北京 、 天津球员居多 ，不少球员解放前就很有名了 ， 像管学忠 、 史万春 、 李朝贵 、 侯志华等 ，他们年龄都比我大 ， 总把我当成小兄弟 。

我还记得队中有位天津棉纺厂的工人王俊生 ， 当时他都已经 30 多岁了 ， 还经常带我进行个别训练 。

那个年代的人都讲究互相帮助 ， 毕竟一切都是无常的 。

第一届全国足球赛在天津举行 ， 参加的队有东北 、 华东 、 华北 、 中南 、 西北 、 西南六大行政区和解放军火车头 。

比赛在明园体育场举行 ， 看台是用木头搭建的 ， 球迷们对新中国的第一次足球大聚会很有兴致 ， 很多人挤坐在看台上 。

有时候人太多了 ， 就不得不疏散观众 ， 把他们从看台上请下来 ， 排好队坐在场边 。 当队员跑得收不住脚时， 就冲进观众中去了 。

这次盛会的重要目的是选拔国家队 ，有点实力的队员都格外卖力 ， 谁都愿意当人民共和国的首届国脚 ，但当时我并没有这个意识和愿望 ， 所以一点也不紧张 。

我第一次坐火车 ， 第一次到天津 ， 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赛 ， 第一次打这么多比赛 ，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足球高手 ， 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观众 ， 第一次吃天津特产煎饼和疙瘩菜 ， 第一次住进这么大的饭店 ， 真有点大开眼界的感觉了 。

至于能不能当上国脚 ， 我当时还不懂 ， 好像跟我也没有什么关系 。 之前听说这次计划要选 30 名国家队员 ，但到了公布的时候却是 31 名 ， 名单总是以姓氏笔画为序 ， 排在第一位的是只有四华的方吉秋 ，而我则是第 31 名。

按说姓只有六化的我本该居前 ， 所以真正的原因是我是最后给补上的 。 当时主管足球的领导黄忠 、 李凤楼以及大会组委会的前辈们都认为我只有 17 岁 ， 尽管眼前还不能与 20 多岁 、30 多岁的队员相比 ，但我的条件很好 ， 可塑性很大 。他们觉得丢掉这样一个有前途的年轻人太可惜了 ， 于是黄忠拍板把我补了上去 。

当国家队队员虽然觉得光荣 ，但我也觉得荒废了学业有些可惜 。 所以比赛结束后我立刻复习功课 ， 当时不懂什么叫集训 ， 更不懂什么叫把足球当专业 ， 总觉得踢球就是玩一玩 ，不可能是踢一辈子的事情 。

人在命运的征途上会有很多偶然的因素 ，也许某件突如其来的事会改变一生的轨迹 。 就在我选入国家队后， 三反 、 五反运动进入了轰轰烈烈的阶段 。

当时担任育英中学校长的我父亲 ，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打成贪污的大老虎 ， 那时候谁要出了问题 ， 全家都会受到株连 。

我本想一个高中学生能够入选国家队 ，而且许多报纸都用黑体字登在头版上了 ， 这不仅使我感到光荣 ，也在学校是非常露脸的事情 ，但没想到学校对此没有一点反应 。

我见到当时学校的领导 、 党支部负责人苍先生 ， 我说 ：" 全国比赛完了 ， 这次落下了很多功课 ， 您看我该怎么补习呢 ？"

他只看着我啊啊两声 ， 非但没有一点祝贺的表示 ， 反而态度冷冰冰地说 ：" 你落下的功课当然要按照规定补考了 ， 你去问问你们班主任吧 。"

我见到许多老师 ， 似乎都像苍先生那么严肃 ，他们有的曾多次到过我家 ， 与我父亲很有点交情 。

那个时候我还称呼他们为叔叔 ，但是突然他们好像都不认识我了 ， 态度冷漠 ，而且走个对面他们都要立刻侧过脸去 ， 生怕我沾上他们似的 。

我就从校长的儿子请客间变成了吓人的大老虎的儿子 ， 真像是从半空中掉到了地下 。他们把我从幼稚的光荣梦中激醒 ， 那是我对世态炎凉的第一次困惑和痛切的感受 。

再加上一进校门就是 " 揪出大老虎 ， 年景峰 " 的大字报 ， 我感到既触目惊心又糊里糊涂 。 学校这样无情地对待我 ， 使我十多年热爱的学校生活打上了一个问号 。

我还能继续读书吗 ？ 我还要继续留在这样的学校吗 ？ 我想我应该忘掉这个学校 ， 于是无可奈何地寻求新的出路 ， 从而也就坚定了踢球的决心 。

到了这个时刻 ， 父亲也就不再坚持让我上学了 ，他自己都已经自顾不暇 。 记得他当时很伤感地说了一句话 ：" 今后这个家难了 ， 你们的前程全要靠你们自己了 。"

当时如果他检查一下 ，并不至于丢掉饭碗 ，因为很多人事上的斗争都是围绕着权力进行的 。他放弃了权力不当校长 ， 还能不给他一点出路吗 ？

但他受刚正不阿 、 尊严 、 名 、 面子这类传统文人的影响太深 ， 又加上确实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因而表现得宁死不屈 。

尽管他的气节我从来都没有埋怨过 ， 可是他和他的家人受了多少罪呢 ？ 我几十年来一直想 ， 宁死不屈是那些彪炳千秋的历史人物的事情 ，而且我父亲当时并不是面对日本宪兵队 ，不存在民族气节的问题 ， 这又是何必呢 ？

打那以后父亲就没了工资 ，也没有了医疗保险 ， 家境越来越难 。 我进国家队每月拿 4 元津贴 ， 便给家里 2 元 ， 涨到 9 元后就给家里 5 元 ， 后来涨到 88 元后就给 60 元 。

父亲的冤案到 80 年代才解决 ， 把他打成老虎的原校领导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 ， 特别是在文革遭到同样迫害之后， 深感政治上受冤的苦恼 ， 所以在他临终前说 ：" 年校长的事情应该给他解决 。"

已经几十年了 ， 我对平反后的父亲说 ：" 您的事放在我身上， 我不会一个人死将而祸殃全家的 。" 我虽然说父亲的将脾气不好 ，但脾气的遗传因子仍然在我身上有所表现 。

我常常觉得自己的处事为人也是不够灵活的 。 第一支国家队没有任何让人羡慕的待遇 ， 甚至连自己的住处都没有 。

大家的栖身之处是从北京大学借来的半层阁楼 ， 白天如果不点灯的话 ， 黑乌乌的 ， 连桌椅板凳都看不见 。在靠近窗户的地方站起来 ， 很容易就撞到头顶了 。

有的队员说这就像是延安窑洞 ， 那个时候延安在人们心目中是多么神圣 。 我们的伙食也很单调 ， 大多就是豆腐白菜和回锅肉 ，但吃饭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挺香 。

那时候没有任何的物质奖励 ， 每个月 4 元津贴费 ， 每年给发两套制服 ， 那就是供给的待遇了 。

我穿的球鞋还是上学时父亲给我买的 。 我们天天抽学生体育课的空档 ，在学校的场地上训练 ， 训练完后一身泥土和汗水 ， 许多人都觉得很累 。在北京大学训练没多久后 ，因为大学招生要腾出房间 ， 国家队的住处就又变成了问题 。

再不想办法的话就只能各奔东西了 。 为了保住这支国家队的训练 ， 负责这项工作的体总领导想出了一个办法 ， 让国家队到各地巡回比赛和训练 ， 同时派人外出争取在几个月内尽快找到新的住处 。

这种拉链式的国家队肯定是前无古人， 也绝对是后无来者 ， 今后再不可能有如此颠沛流离的国家队了 。

但当时正是抗美援朝时期 ， 国家的经济很困难 ， 大家都非常体谅 ， 没有一点怨言 。 我们出发时正值深秋 ， 背着被褥和足球 ， 提着提兜和脸盆 ， 聚在前门车站候车南下 。

当时我们就像南下工作团 ， 放在今天的话 ， 如果人们不知道这是国脚 ， 肯定会把我们当成 80 年代打工潮中的民工了 。

我们坐着硬板火车 ， 乘着四等舱的轮船 ， 把被褥子铺在甲板上， 薄被子盖在身上， 任凭嗖嗖的江风吹打 ，但我们非但没有生病 ， 反而觉得心旷神怡 ， 呼吸也特别通畅 。

毕竟我们当时年轻力壮 ， 如果今天再去这么做 ， 即使是住一天也会大病一场 。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完全是客随主便 。

记得在广西我们住过小学的教室 ， 傍晚的时候蝙蝠在屋里飞来飞去 ， 七八寸长的白色壁虎趴在屋顶上， 过去我们都没见过 ， 所以睡觉的时候有点害怕 。

第二天早晨不少人都说还做了一场噩梦 。 拉链的时候还有一些哭笑不得的事情 ，在今天看就像是虚构的电视剧 ，但又确确实实地发生了 。

我们日夜行走 ， 疲惫不堪 ， 到重庆码头时， 队里的生活干事踢内风的萧子文一下子栽到了江里 。 我们只听到扑通一声 ， 湍急的江水把它吞没 。

我们焦急地呼叫着他的名字 ， 江轮的工作人员取下救生圈 ，不偏不倚地正扔到刚从水中露出的萧子文的头上， 幸免了一场重大的事故 。

我们经常乘坐的是卡车和军用车 ， 没有把手 ， 没有座位 ， 一到山区 ， 人就像煤球一样在车里乱晃 。

老队员何家统在一次汽车启动时一下子从车后边甩出去 ， 好在他反应快 ， 只摔了个屁股墩 ， 没啥大伤 。

我们曾经在满地牛粪的牛场上比赛过 ， 我们也曾经在山上踢过球 ， 就是找个空地插上四根木棍的球场 。

后卫王礼斌有一次在救球时曾经掉下去过 ， 后来幸好他是掉在了一棵树上 ，不然头朝下扎在梯田里也有出人命的风险 。

我们是一群充满追求的新中国的运动员 ， 那时感到苦中有乐 ， 好像有股吃苦是光荣的信仰 ， 生活和工作都是乐观的 ， 一心想把足球踢好 ，其他的都不在话下 。

拉链不仅使我们练了球 ，也使我们了解了这个社会 ， 这对年轻人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 那时正是共和国百废待兴的时刻 ， 大家都奋发图强 ， 没有贪污腐化 ， 社会风气也很好 ， 一路上也没有看见过什么打架斗殴 ， 更没有什么车匪路霸 。

那时候大家都觉得国家很有希望 ， 各行各业的人都比较单纯 ， 觉得应该干好自己的工作 。 我们的敬业精神也就在这样的氛围中自然地形成了 。在长途跋涉之中， 我们还逐渐了解到了群众真实的生活状况 。

如果和今天的水平相比 ， 真的像是差了几个时代 ， 尤其在山区 ， 一些人冒着寒冷来看我们城里人的模样 ， 孩子们竟然穿的都是单衣 ， 可能挨冻对他们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是运动员 ， 只觉得新鲜热闹 。

我们有不少队员就把食品和衣服都送给了他们 ， 这种像底层人的打引号的攀比 ，也使大家对自己每月几元的津贴感到心满意足了 。

就这样 ， 我们一路训练 ， 一路比赛 ， 为期三个月 ， 历经武汉 、 南宁 、 广州 、 重庆 、 成都 、 贵阳 ， 最后到了上海 。在重庆的时候 ， 当时任西南军区首长的贺龙 、 邓小平同志都看过我们的比赛 。

酷爱体育的贺龙把我们安排在重庆饭店 ， 这是我们一路上最好的住处了 。他派部队体工队队长张之怀来看望大家 ， 让饭店给我们加菜加餐 。

我们在大田湾山嗷嗷中的球场与军区队的比赛 ， 军区队中也有后来的国家队成员险敌熊 、 曾雪玲等人 ，但是实力毕竟和国家队有差距 。

最后一场他们采取了老虎不出洞的防守 ， 让国家队久攻不下， 进球很费力 ， 仅以 1:0 小胜 。 贺老总接见我们时高兴地说 ：" 踢得精彩 ，不过你们对老虎不出洞没有办法 。"

在这之后不久 ， 贺老总就当了国家体委的第一任主任 ， 成了我们体字号的最高领导

。 我们到上海时， 船还在黄浦江游弋 ， 便听到码头上敲锣打鼓的声音和飘扬的红旗 。 上海市也隆重地欢迎第一支国家队的到访 。

上海的足球水平要好于其他几个地区 ， 我们的几场比赛虽然赢了 ，但是比分都不大 。 上海队阵容中还有去香港的吴奇翔 、 罗寿福 ，他们当时都已经 30 好几了 ，但是脚下功夫娴熟 。

队内的上海籍选手陈晨达 、 方任秋在儿时就很崇拜他们 ， 我也感觉得到他们在球场上雄风犹在 。

不过那时的足球水平非常落后 ，在阵型上也就是两个后卫 、 三个前卫和五个前锋 ， 个人技术还可以 ，但身体对抗并不激烈 ，不然小 40 岁的人是不可能适应的 。

国家队的年龄其实也偏大 ， 郭鸿斌 、 王寿先 、 郑德耀 、 何家统等人都已经 30 多岁了 ，有的年龄比我大了一倍 。在队中我是个小字辈 ，在学校中我叫大年， 到这里就变成小年了 。

几个月的拉链回来 ， 国家队的住房仍然没有解决 ， 直到 1952 年 4 月份才在天津重庆道 100 号住下， 这个地方就变成了北京体育学院竞技指导科 ， 门口也挂上了正式的牌子 。

除了足篮 、 排球队外， 乒乓球队的傅齐芳 、 江咏宁 、 王传耀 、 孙梅英 、 邱中慧等人也进驻了体育学院

， 羽毛球队五六个人 ，其他的项目人非常少 ， 举重队只有一个人， 这就是国家体委训练局的前身 。 当时可谓是十几个人， 七八条枪 ，而如今的训练局已经是几栋高楼 ， 住着各种项目的优秀运动员数百人， 驰名海内外的也有一大批运动员了 。

我们的训练场地在新华路体育场 ， 离住处有两里多 。 那个时候没有汽车接送 ， 一天几个来回都是步行 ， 我们列队整齐 ， 边走边唱 ， 一帮 30 多岁的男子汉唱着 " 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 规规矩矩地走在马路上 。

如果在今天 ， 过路人会以为我们冒着傻气 ， 我们自己都会觉得难为情的 。 好在球队进步得很快 ， 毕竟过去中国是没有专业队的 ， 如今有了条件集训 ， 足球有了正规军 。

我进队的时候年龄小 ， 一直打不上主力 ， 比赛的时候经常枯坐冷板凳 ， 队里给我的任务就是赛前赛后为队里背一兜子球 。

不过我一心向往着打主力 ， 无论是训练还是在场下观摩 ， 我都琢磨足球 。 我对它好像着了迷 ， 把足球踢好成了我最大的愿望 。

这样一年后， 我终于打上了国家队的主力前卫 。 虽然在国内打遍天下无敌手 ，但是国家队走出去会怎么样呢 ？

大家也盼望着有同国外球队比赛的机会 ， 这样也能检查一下我们的水平究竟如何 。1951 年 10 月 ， 解放军队曾经坐了十几天的火车赴东欧比赛 ， 结果以 1:17 负于捷克人民军队 。

现在过了两年多 ， 国家队的差距会不会缩小呢 ？1954 年， 我们迎来了匈牙利三队 ， 这是解放后第一支来访的足球队 。

匈牙利是当时世界上水平最高的球队 。在这之前的 1952 年， 匈牙利队就已经获得过奥运会冠军 ， 确立了自己世界尖端的位置 。

不比不知道 ， 一比吓一跳 ， 我们和匈牙利三队的水平要差了好几个档次 。在场上疲于奔命 ，但是怎么也跟不上对方的速度与节奏 。

对方要技术有技术 ， 要战术有战术 ， 我们的球门一破再破 ， 两场比赛都被灌了七八个球 ，而我们也很难接近对方的禁区 。

后来我们也随匈牙利三队去上海 ， 上级对我们提出了要求 ： 不管输几个 ， 一定要打破零 。在虹口体育场果然我们进了一个球 ，但最终的比分依然是 1:8。

我们又到武汉 ，由国家队和八一队作陪 ， 这次我们采取了老虎不出洞的踢法 ， 尽管被压得无一喘息 ， 比分却被缩小成了 0:5 和 0:1， 可以说是输得心服口服吧 。

当时匈牙利三队有一个 18 岁的小中锋 ，他年轻好胜 ， 又有点爱出风头 ， 看我们的水平不行 ， 便带球时从左边带到右边 ， 又从右边带回到左边 ， 我们都没有办法把球抢下来 。

这倒不是他有过人之处 ， 关键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种踢法 。他无非是在连续带球中用脚在球上虚晃一下， 好像要踩球停下， 然后再快速启动 。他一晃我们就停住 ，他一动我们就跟不上了 。

那个时候我们深切地感到 ， 足球不与外界交往 ，不去领略高水平的配合 ，是很难有质的飞跃的 。 当时匈牙利队的教练批评了这个队员 ， 说这种个人表现式的打法不是匈牙利的风格 。

实际上也因为中匈当时关系很好 ， 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 ， 教练也认为让我们太难堪了 。 不过我们心里很难过 ，但也很明白 ， 如果我们有本事的话 ， 对面的小中锋根本狂不起来 ， 对方的教练也不必这样来照顾我们的情绪和面子了 。

后来让我们惊叹的是 ， 这样一支高水平的球队 ， 除了老队员苏萨 、 鲍波尔察伊有过进国家队的历史外 ，其他队员甚至都不是甲级队队员 。

不少无名之辈竟然把我们打得难以招架 ， 那我们距离人家的国家队得差多少年呀 ？ 友好的匈牙利三队在赛后派出了几位老球员为我们做示范 ，他们的凌空射门非常精彩 ， 打出的球又狠又准 ， 个个如出膛的炮弹 ，而且说打哪球就奔哪去 。

这样的脚法我们在国内至今都没有见过 ， 尽管现在来看这已经是 40 年前的往事了 。在接待匈牙利三队时， 各地都表现得非常热忱 ， 确实像是一个阵营的亲兄弟 。

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开联欢会 ， 大家在一起唱歌跳舞 ，他们的房间内放着水果 ， 供他们赛后爽口 ，而色香味俱全的中国菜也让他们大饱口福 。

回到匈牙利后 ，他们做了访华报告 ， 宣传中国的发展如何迅速 ， 中国人民有多么友好 。 通过匈牙利三队的来访 ， 足球界上下都热切地感受到 ， 必须与世界高水平球队接轨 ， 虚心地向人学习 。

走出去的计划从这时就开始酝酿了 ， 它引起了中国足球一场巨大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