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慰与悲怆》6：初当教练

各位好 ， 我是滑轮 。 哎 ，《 欣慰与悲怆 》 这个系列它回来了 ， 哈哈 。 很长一段时间它我确实没有来得及录 ，而且我觉得 ， 嗯 ， 就是 ， 读书这个系列它做起来稍微有点枯燥 。

对 ， 所以可能一直受别的事情的耽搁 。 然后正好这个我的听友大李他之前联系我 ， 问我这个系列为什么没有做下去 ， 那他就自告奋勇 ， 说 " 我自己来读吧 "。

我觉得也可以 ， 我听了一下， 效果也不错 。 所以接下来这几章都是由大李来完成的 ， 希望各位喜欢 。

《 欣慰与悲怆 ： 我的足球生涯 》 作者年维泗 ，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 。 第 6 章 ： 初当教练 ， 球是不可能再踢了 。

按宿命论的观点来说 ， 真是天注定 。 早 0. 几秒 、 晚 0. 几秒 、 前进一步 、 后退一步 ， 都可以避免离开绿茵场和终身 " 致残 " 的悲剧 。

想起来固然懊悔 ， 然而这恰恰是人生 。 李梦华副主任已经对有关方面的同志讲 ： 小年可以当教练 。

看来上级对此已及时地做了安排 。 早在我们去匈牙利留学时 ，有关领导就征询过领队科伦的看法 ， 问年轻队员中有没有将来可以当教练的 。

科伦说年维瑟是当教练的材料 。 那时我才 21 岁 ， 谈及这一点还很遥远 ， 然而 6 年后便真的成了现实 。

我被分到国家二队 ， 曾给方任秋当助手 ，也曾在陈富基手下工作过 ， 后来又到一队给陈成达当助手 。

这三位教练虽然都和我同场踢过球 ，但都比我年长 ， 经验也丰富 。他们都是大学生 ， 带队各有特点 。

陈成达是学建筑的 ， 打过前卫的位置 ，他反应较快 ， 逻辑思维强 ， 表达清楚 ， 善于应付各种变化 。

陈富基参军当兵 ， 外粗内细 ， 性格比较豪爽 ， 对业务有独到的思考 ， 更有坚持己见 、 力排众议的魄力和勇气 。

方任秋是打前锋的 ，有航海学院高材生的聪明 ， 善动脑筋 ， 关键时刻常有与众不同的见解 。 平时为人随和 ，但到争论时却当仁不让 ， 就像他在场上插入射门一样 ， 一点也不斯文 。

我有意从他们的执教中观察 、 学习他们的方法和经验 。 当时我在队内常以 " 副手 " 的名义发表看法 ， 总结球场战况 ， 提出个人意见 。

意见被采纳或没被采纳 ， 我都要琢磨琢磨 。 尤其对没有被采纳的意见 ， 我总要自问一下为什么 ， 然后再看他们有哪些高招 。

我在业务上从不愿意盲从 ，但在生活和工作上对他们却从未忘记虚心和尊重 。 这段时间使我涨了不少知识 ， 熟悉了从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的种种不同的情况 。

当教练确实和当运动员不一样 ， 尤其当主教练 ， 要统管全局 ， 要有全面洞悉场上千变万化的能力 ， 要有驾驭全队人际关系的本领 ， 要让全队从内心 " 服你 "。

中国足球常常是进一进 、 又退一退 。50 年代末 ， 本已有战胜瑞典和匈牙利二队的不俗成绩 ，但到 60 年代初 ， 对一些东南亚球队又常常踢得十分吃力 。

这与中国足球始终不够普及 ， 足球理论又总是不成系统有关 。 加之中国赶上三年自然灾害 ， 训练水平与后备力量都大幅下降 ， 从 60 年代初中苏关系紧张后， 就基本没有与强队交往的机会 。

这一切导致了中国足球再现低谷 。1963 年初 ， 中国队与缅甸巴基斯坦踢得并不顺心 ， 虽然胜的场次多 ，但也平过和输过 。

要知道 ， 我们面对的是在亚洲都名不见经传的两个弱队 。 这是我第一次以主教练名义带领国家队出访 。

原想借老队友的努力可以圆满完成任务 ，不料这些老队友上场时缺少精气神 ， 想跑跑不动 ， 传球失误多 ， 抢球慢半拍 ， 打不出正常的水平 。在平时生活中他们很沉默 ， 总结时老说对不上点 、 传不起来 ，但又不知是什么原因 ， 弄得我批评不敢批评 ， 鼓励也没法鼓励 。

对比赛表现使我非常纳闷 ， 总觉得不至于打得这么懈怠和松散 ， 赢了球也觉得很不精彩 。 由于我期望高 、 要求严 ， 结果造成队内的气氛很低沉 。

当时使我感到当这个主教练必须学会管理的本领 ，不然就是个受气的苦差事 。 最后一场对巴基斯坦国家队 ， 踢得也是磕磕巴巴的 ，有许多必进的机会 ， 都因反应慢 、 动作僵而未能得分 。

不过结果是 2 比 0 我们赢了 。 当时中国驻巴大使丁国昱很重视我们的访问 ，而且很会做赛前的战事动员 。他听取了汇报后自言自语地说 ：" 你们太紧张了 ， 别紧张 。"

在迎接全队时 ，他非常热情地肯定了球队访巴的成功 。他说 ：" 你们是友好的使者 ，是出色的外交家 ， 过去使馆是坐冷板凳的 ，而这次你们来访后， 我们坐热板凳了 。

巴基斯坦政府和市民都以极大的兴趣欢迎你们 ， 你们扩大了影响 ，也使我们的外交工作活跃起来了 。

你们的比赛也很好 ， 我们已向国内报告了你们出访的成绩 ， 我们非常满意 。" 丁大使的话使全队的心情立刻开朗起来 。

最后一场虽然踢得不十分通畅和顺心 ，但毕竟以胜利结束了这次任务 。 这次出访使我感受到主教练的压力 ，而最后的胜利 ， 我想是与丁大使的热情讲话分不开的 。

丁大使的战斗动员使我涨了带队的学问 。 通过这次出访 ， 我痛感中国足球存在的问题很多 。 如果再靠 50 年代的老队员为主去承担今后的重大赛事 ， 已不可能有好的成绩 ， 更不可能有大的改观 。

我在带队之后， 改变了原来对国家队和老队友的认识和期待 。 我期盼着国内联赛中有脱颖而出的一批新人。

出访巴基斯坦 、 缅甸的状况 ， 让体委领导乃至众多球迷都难以理解 。 不少人都认为是我们水平发挥太差所致 。

没多久 ， 巴基斯坦队回访我国 ， 国家队在工人体育场又打了一场 。 对方的密集防守仍然使中国队屡攻不下， 一筹莫展 。

后来我们的点球也没进 ， 结果竟输了 0 比 2， 欣喜若狂的巴基斯坦队员绕场一周 ， 许多观众都愣了 。

大家痛感中国足球又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头 ， 贺老总也为这场球很不愉快 。 不久 ，在印度尼西亚举办首届新兴力量运动会 ， 这个盛会在国内外影响都很大 ， 贺龙副总理亲自担任代表团团长 。

我当时是年轻教练 ， 没有名额让我去参加这样的大赛 。 这时恰好湖南省体委要求国家队支援 ， 国家体委认真地对待了这个要求 ，以 " 支援两主席故乡 " 的口号 ， 组织了足 、 篮 、 排 、 乒乓等教练到湖南队协助工作 ， 执教半年 。

领队科伦找我谈话 ， 说 ：" 再过 3 天 ， 队伍就要去雅加达了 ， 队伍走后你去湖南当一段教练 ， 这是国家体委定的 ，是组织上对你的信任 。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 ， 可以找国家体委问问 。" 我听后没什么表示 ， 既没对去湖南执教感到有什么负担 ，也没对组织信任有什么高兴 ， 心想去不成新运会 ， 到湖南队去多点精力 、 多点磨练也不是坏事 。

湖南足球水平不高 ，但队员中大学生不少 ， 规规矩矩 ， 通情达理 ， 训练十分努力 ， 练后又爱凑在一起聊足球 ， 对足球十分投入 ， 所以进步很快 。在执教过程中， 我与队员一起跌打滚爬 ， 深得他们的尊重和信任 。

日子过得虽然艰苦 ，但心情非常舒畅 。 长沙的冬天气候阴冷 ， 每周内 6 天下毛毛细雨 ，1 天不下雨也难得阳光 ， 训练服几乎没有干的时候 。

体工队领导照顾我 ，在我的房间里放了一个炭盆 ， 每天训练后烧炭取暖 ，而这个炭盆招来了不少队员 。他们边烤衣服边聊天 ，有时聊兴大发 ， 竟然忘了手里的衣服被炭火烧着了 。

这是我自主执教的开始 ，也是我在湖南队帮助下向主教练的岗位迈出的第一步 。 当时湖南省体育消息还比较闭塞 ， 到后来很久才得知在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大获全胜的中国代表队 ， 却因足球的失败而丢了面子 。

几亿人的中国队 ， 竟以 0 比 1 输给了乌拉圭的一个大学生队 。 尽管这个消息使我难过了好几天 ，但我还是觉得中国足球很有希望 。

我和国家队的几位队友通信 ， 鼓励他们 ，但也同意他们的看法 。 这次失败是多年来问题的总暴露 。

想想国家队内存在的娇娇之气 、 运动量过小 、 不团结 、 安于现状等现象 ， 自然会影响到比赛的成绩 。

输给弱队的情况在此之前就已有先例了 。 我很希望经此重创 ， 能使国家队乃至足球界萌醒 ，不再会籍记忆 ，不再姑息迁就 。

我认为不找回积极向上的精神 ，不找回勤学苦练的劲头 ， 中国足球所取得的一点进步和成绩 ，是当不了老本去赔的 。

我写的信 ， 后来被足协主席黄忠同志看到了 ， 得到了他的赞许 。 从湖南回北京不久 ， 我又被派去搞四清 ，在农村生活了 7 个多月 。

这是一段使我终身难忘的经历 。 从让我第一个进村扎根串联起 ， 到完成四清的六项指标 。 我们离村的时候 ， 我熟悉了我们村 90 多家老老小小 、 贫穷而淳朴的农民 ， 需要的东西很多很多 。

虽然他们对油灯下开会学习没有一点怨言 ，但我主持这样的学习 ， 心里总感到非常不安 。 农民的生活太苦了 ，而我们究竟能给农民带来什么呢 ？

后来我看了县委书记焦玉禄的报道 ，并回想我四清的情况 ， 才感到农民最需要的 ，是实事求是的政策和焦玉禄式的好干部 。

我们那个时候搞四清运动 ，并没有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 ，但当我们离村时， 老乡们还是敲锣打鼓夹道欢送我们 。

就是因为我们在组长领导下对人对事实事求是 ， 没有随风去搞轰轰烈烈 ， 没有违心去搞逼共性 。

我们的组长出生在胶东 ， 熟悉农村的情况 ，他十分重视文件中 " 实事求是 " 四个字 ，他处乱不惊 、 不急不躁 ， 好像实事求是给了他足够的信心和力量 。

回北京已是 1965 年夏季 ， 到 60 年代中期 ， 国家已经完全从自然灾害的阴影中走出来 。 当时经济形势很好 ， 各行各业的干劲很足 ， 足球水平回升 ， 一些省市出现了一些很有潜力的球员 。

我在这一年担任主教练 ， 开始心中还是有不少顾虑 。 球类司副司长赵希武找我谈话 ， 宣布了组织上的这一决定 。

我诚恳地告诉赵司长 ， 我没有当过主教练 （ 括号 ：1963 年带球队出访是临时分工 ，在湖南队当教练是协助 （ 括号完 ）。

现在面临原国家队的矛盾交织的残局 ， 一下子包在我的身上， 我自感能力和经验都不够 ， 请领导再考虑考虑 。

赵希武以他军人特有的风格斩钉截铁地说 ：" 已经征求了意见 ， 考虑再三了 ， 领导做出的决定不能再变动 。

服从从组织的原则讲 ， 你也必须接受 ， 你不要再多说了 。" 我不能再推脱了 。 我知道这不仅是组织上的嘱托 ，也是不少同辈人的希望 。在领导征询科伦 、 陈成达 、 方任秋 、 陈富基等同志的意见时 ，他们都说让小年当主教练挺好 ， 我们愿意同他合作 。

我听到这些多年相处的领队教练的话 ， 我心里倍受鼓舞 。 想想足球的困境 ， 只有迎难而上， 认真把工作干好 ，而没有任何退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