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慰与悲怆》1：我为什么辞掉中国足协主席的职务

《 新锐与悲创 ： 我的足球生涯 》 作者年维泗 ，由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 。 第一章 ： 我为什么辞掉中国足协主席的职务 ？

在中国 ， 辞职绝不是一件小事情 。1990 年国庆之夜 ， 我同无数关心中国足球的人一样 ， 为中国队提心吊胆和期盼了 90 分钟 ，而我比常人还多一份深在其中的悲凉和无法推脱的责任 。

这场球踢得的确让人失望 ， 为了在亚运会上使足球进入决赛 ， 大家绞尽了脑汁 ， 费尽了心思 。

足球的确到了输不起的地步了 。 这些年， 一切 " 倒霉 " 的结局都降临到中国足球头上 。 球迷伤心至极 ， 足球界人士不堪重负 ， 足球脆弱得好像弱不禁风了 ，而灾难恰恰与多病缠弱者为伍 。

可是输给泰国队 ， 我的思想准备不足 。 多年来 ， 泰国队一直是我们的脚下败将 。 就是为了在 1/4 决赛时遇上泰国队 ， 我们也费了不少劲 。

谁都知道东道主在选择对手上会受到主办者亚足联的照顾 ， 我们既希望在编排上给予我们方便 ， 结果小组出线后果真遇到泰国 ， 大家都为此暗自窃喜 。

这样韩国 、 伊朗 、 朝鲜等强队都回避了 。 也许人们可以找到 10 个理由替中国足球的现状辩护 ，但我这个足协主席却没有任何理由替自己辩解 。

我只有以辞职来平息我内心的歉疚 ， 我只有以辞职来给我的工作画上悲创的句号 ， 我只有以辞职唤起人们对足球的新的希望 。

比赛结束的刹那间 ， 我的精神几乎垮了 。 难道我就这样与我 40 余年的足球生涯要告别吗 ？ 心里突然闪出这样的心酸的诘问和自责 ，但我强打着精神走进中国队的休息室 ， 总是要装出一副不怕失败的姿态去安抚队员们 ， 尽管这种安抚是毫无力量的 。

休息室里没有任何声响 ， 这里的氛围极准确地表现着比赛的格局 。 每当大声喧哗地追述比赛场景 ，并不拘一格地又说又笑 ， 那就是胜了 。

而这种鸦雀无声 、 目光呆滞的场面是最可怕的 ， 那肯定是输了一场既关键又无可挽回的比赛 。

队员们对周围的一切都失去了兴致 。 我知道 ， 我的任何抚慰都不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 。 我沉默地离开了休息室 。

我又向场地走去 ， 场内的观众已离开看台 ， 大部分灯光已经关掉 ， 只有稀疏惨淡的光照进场地 ， 使这里更显得冷清和悲凉 。

球迷们离开这里时都出奇地平静 ，也许是因为失败习以为常 ， 更重要的是谁都知道亚运会的分量 。

但我知道他们此刻的心情 ， 当中国足球迷是很苦的 。 我对他们也有深深的歉意

。 我见场地边的中国队主教练高峰文和分管国家队的足协副主席孙宝荣正在交谈着 ，他们内心当然很难受 ， 尤其是高峰文 。

从 1989 年失成失利 ， 便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亚运会上， 没想到会在本土输给一支亚洲的二流球队 。

我当主教练时也曾有这种体会 ， 让一支弱队淘汰 ， 心里比什么都不是滋味 。10 年前的奥运会外围赛 ， 我们对东道主新加坡队有七八个绝好的进球机会从我们脚下流失 ，而对方只用了一次角球就攻破了我们的大门 。

中场哨一吹响 ， 我的内心就发出了 " 添不住我 " 的哀鸣 。 从此 ， 我以这个惨痛的切身体会三番五次地告诫队员 ， 越认为胜对手没问题 ， 就越要把问题研究透 。

任何一点麻痹都可能使我们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 1985 年我重组这支队伍时， 我把战胜亚洲一流队伍放在第二位 ，而我的要求是扫清外围 ， 再拼强队 ， 走出小河沟 ， 再去远射重洋 。

然而这个教训并没有引起后来人的重视 。1985 年， 曾雪玲犯了个 " 五一九 " 的错误 ；1990 年， 高峰文用重蹈这个失败的旧辙 ； 而 1993 年， 施拉普那带中国队栽在野门队脚下 。

每一个单开来看都有些偶然 ，但综合在一起观察 ， 这里就有必然的因素了 。 我对高峰文说 ：" 别太为这事伤心了 ， 总结一下吧 。"

而高峰文什么也没有说 ， 只是看着我点一点头 。 我知道我的安慰是苍白无力的 。 高峰文是失败者 ， 我也是失败者 。

然而对我来说 ， 更沉痛的是已经没有机会和时间了 。 即使重新给我一个球队 ， 我也不会接受 。 我不能让中国足球跟着我再去冒险 ， 尽管我的后来人也要冒同样的风险 ，但毕竟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

这一夜我辗转反侧 ， 难以入睡 。 作为中国足球蓝图的设计者 ， 我绘制了一幅很不称心 、 很不美妙的图 。

我想起了这几年大家一同走过的艰难而困苦的路 。1986 年 12 月 25 日， 我和足球界一些人士来到武汉新华路体育场会议室 。

社会上已经议论纷纷的国家队主教练人选将在这里公布 ， 实际上这个发布会只是履行一下手续 ， 大量的工作早在这之前就已经进行完了 。

这次的主教练人选 ， 实际上是一次换代 。60 年代以前 ， 中国足球队的教练主要是解放前便叱咤在绿茵场上的运动员们 ，他们属于拓荒的一代 。

新中国刚刚建立 ， 现代竞技足球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他们把起点很低的中国足球带进了蓬勃发展的道路上 。 从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中期 ，是个持续进步的过渡代 。

陈晨达 、 陈富基是老一辈教练的学生 ，但比我们资格要老一些 ，而且曾是我的队友和教练 。 从 60 年代中期我担任国家队教练起 ， 可以说是第二代教练登场 。

我和方任秋 、 任冰 、 苏永顺 、 曾雪玲 、 张宏根 、 张俊秀 、 张金天等便算是在这一代里 。 这批人都是解放后成长起来的 ，60 年代退役后便开始执教 ， 与下一代教练比 ， 我们既幸运又生不逢时 。

幸运的是我们中的多数都在风华正茂的年纪便留学匈牙利 ，30 多岁出头就被委以重任 （ 若在当今 ， 四五十岁才能熬上这样的机会 ）。

生不逢时的同时， 刚进入状态 ， 便被文革耽搁了最好的时光 。 到 80 年代后期 ， 我们都 50 多岁了 ， 确实有经历不计的感觉 。

我和苏永顺 、 曾雪玲在 80 年代给中国足球留下了无穷的遗憾 。 当然这期间也有令人振奋的时刻 ，但总的来说都是一样的窝囊和别扭 。在五一九之后， 我受命再度出山 ，但我意识到我自己只能是个过渡人物 。

所以接下来 ， 一方面是领导动员我迎难而上， 当时猝不及防的局面确实需要一个了资格较老的教练 ； 第二是我生性好强 ， 愿意接受危难的挑战 。

上任后我曾以 " 走钢丝 " 的老演员来比喻自己 ， 即使知道多半是要摔下来的 ，但既然需要我上， 就坚定地走在这根越来越细 、 越来越脆的钢丝上 。

而队伍一旦重振 ， 失败的阴影消除 ， 我就会交出这个接力棒 。 到 1986 年亚运会后， 我的计划告一段落 。

眼看着队伍已具雏形 ， 阵容比较完整 ， 队员恢复了信心 ， 教练班子形成了默契 ， 我就写了辞职报告并推荐下一任人选 。

当时曾有位体委领导推心置腹地对我讲 ：" 老年， 你还是干到第 14 届世界杯外围赛结束吧 ， 我看交给别人也不会有多大的把握的 。"

我对这位领导坦诚地说 ：" 我在足球教练的位子上太累了 。 我当主教练虽然没有冲击过世界杯 ，但以前每次失败对我来说都是一次刺激 。

我好像已经失去我的那股锐气了 。 干上一年， 无非是给年轻教练撑撑腰 、 趟趟路 。 现在年轻教练很想干 ， 那我就该让贤了 。"

我记得这位领导打了一个很生动的手势 ， 说 ：" 只要你这次成功了 ， 过去的事情都会一笔勾销 。" 他也是优秀运动员 、 优秀教练员出身 ， 很懂得对一个教练员公过的评价 。

对足球来说 ， 再败一次也只是量的变化 ，而成功一次便是质的飞跃了 。 我感谢这位领导的信任和鼓励 ，但我没有因此收回我的辞职报告 。

我仍然期盼和相信年轻教练能够挑起这副重担 ， 干出比我们出色的成就 。 我对年轻的教练说 ：" 一年下来 ， 虽然很辛苦 ，但还是没有取得应该取得的成绩 ， 没有赢得可以赢得的名次 。

现在能够看出队员们还是很有潜力的 ， 就看你们能不能把他们带到大家期望的目标上去了 。"

年轻教练们点点头 ，他们让我放心 ， 便一再表示会努力做好工作 。在这之前 ， 我曾想到一个更适合我意的人选 ， 那就是苏永顺 。

如果让他执教国家队会更稳妥 ， 且更易于被各方面所接受 。他带的那支球队比较完整 ， 特点明显 ，而且离世界杯决赛圈也最近 。他和他带的球队给球迷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很大的遗憾 。

苏永顺去了加拿大后曾与我通过信 ， 对几年前失之交臂的遗憾一直耿耿于怀 。他咽不下这口气 。

当我得知要在曾雪玲之后重新出山时， 我曾给苏永顺写去一封恳切的信 ， 我说 ：" 若他有意重操旧业的话 ， 国家队主教练也可以由他来担任 。"

苏永顺是我的老朋友了 ，1954 年我们同在国家队 ， 同住在天津的重庆道 100 号的宿舍里 ， 两人心意十分相投 。他曾是中山大学物理系的学生 ，在球队给人温文尔雅的感觉 。他喜欢看书 ， 勤于思考的知识分子作风一直很明显 ， 这在运动员中显得格外突出 。

那时我也喜欢看书写笔记 ， 所以二人之间很谈得来 。 每逢节假日我们就逛逛市场 ， 遛遛书摊 ，也是一种难得的乐趣 。

后来去匈牙利学习 ， 苏永顺的球技完全够格 ， 只是因为海外关系的存在而未能成形 。 我想那时他一定会感到压抑或痛苦 ，但他悄悄地藏在心底 。

临行前他送了我一本精装的 《 中俄大词典 》， 这是他用掉当月一半的工资买的 （ 当时月工资只有 18 元 ）。

在匈牙利时， 这本书经常陪伴着我 ， 每当翻开它时， 我总会想起远在万里之外的苏永顺 。1976 年， 我们都已经人到中年， 彼此在文革中都遭遇到了不同的波折 ， 我们都想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 。

那年国家队参加第六届亚洲杯比赛 ， 组队时来自广东队的队员约占了 1/2， 这也是永顺在地方队所做出的独特的贡献 。

所以我提出请永顺同志任随队教练 。 永顺为人比较深沉 ， 初到队时尽管相互都很熟悉 ，但对队里的事情他从不随便发表意见 。

这并非是因为他没有独到的见解 ，而是他总想尊重同行 。 当然 ，他也绝不是对队伍不上心的人 。在德黑兰对伊拉克队争第三名的比赛中， 我们在一开始便占据了主动 ， 传球跑位很有声势 ， 只是热闹了半天都得不了分 。30 分钟过去了 ， 我坐在场边有点发急 ， 同时觉得对阵的局面中右边力度较差 。

右边没有突破 ， 乱忙乎不行 ，是不是换换人 ？ 我虽然是在自言自语 ，但其实也是说给旁边的教练们听的 。

边上的教练没人言声 ， 激烈的比赛使大家都一时拿不准主意 。 过了几分钟 ， 我问边上的教练们 ：" 围秒上怎么样啊 ？""

啊 ？ 不行 ，不行 ，不行 。" 边上的一位教练回答 ：" 那谁行啊 ？ 再考虑考虑吧 。" 大概又过了五六分钟 ， 苏永顺指导过来简短地说了他调配的想法 。

我听着有道理 ， 于是按照他的意思换了人。 这场球我们最终以 1:0 获胜 ， 这是当时中国队在亚洲获得的最高名次 。

看到我们的足球也能在国外升起五星红旗 ， 我很高兴 。 我感谢队员和教练 ， 同时我也感到苏永顺对比赛很投入 ， 很善于动脑筋想办法解决问题

。 我焦急地等待着苏永顺的回音 ，但他一直到半年后才给我回了一封长长的信 。 我估计他的思想斗争是很激烈的 。他在加拿大的收入虽然比国内高得多 ，但最能体现他自身价值的还是足球 。

不搞足球 ，他只能和普通的留学生或者移民一样 ，而他搞起足球将被亿万人所期待 。他也的确一直把足球放在心上 。他的爱人看他有时情绪郁闷 ， 曾劝他如果不想放弃足球 ， 可以回国生活和工作 ，但他这次却没有做出回来的决定 。

后来我知道 ，他为了带着子女闯天下 ，不得不忍痛婉拒足球 。 中国人在国外立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是全家的顶梁柱 ，不能不考虑这个现实的问题 。

我一直为他感到遗憾 。 到了 90 年代 ， 苏永顺全家在加拿大立住了脚 ， 可以毫无牵挂地回来了 。他也有了这方面的愿望 ，但他毕竟离开中国足球圈太久了 ， 加上杨教练已经来我国执教 ，而且成为了众望所归的期待 ， 所以当年顺理成章的职位已经不可能再由他来执掌了 。

即使他真的在 90 年代当了教练 ，也失掉了上一次的有利条件 。 中国足球逐渐忽略了基本功 ， 整体水平在下滑 。

亚洲其他国家如日本 、 伊拉克 、 沙特等队水准却在提高 ， 人在一生中的机会少之又少 。 有时为了抓住机遇 ， 就该在另一方面做出必要的牺牲 ， 付出某种条件 。

机会只能争取而不能挑选 ，也许年轻人丢失机会并未感到多么可惜 ， 可是人到老时回首过去的经历 ， 就会深深感到机会在人生中是多么重要 。

苏永顺没有回来 ， 只好由我来受命过渡 。 有时我想干脆让新一代教练来接班 ，他们可能会少一些包袱和阴影 ， 多点魄力和勇气 。

然而这新一代教练究竟是谁更称职呢 ？ 主教练继任者的人选要经足协和上级领导讨论通过 ， 当然我的建议也是较有分量的一票 。

当时从谁做我的助手开始便引起了上下的关注 ，因为谁都知道做我助手的教练一年之后就大有晋升为国家队主教练的希望 。

因此要我提名助手时， 我感到背上的包袱比我自己当教练还重 ，因为我只是干一年的过渡人物 ，而他却至少还要再奋斗四年 。他要担负着这四年中的奥运会 、 世界杯和亚运会三大任务 ， 真是任重而道远 。

我多么希望在冲击三大任务中哪怕一次 ，也让足球扬眉吐气一下呀 。 一个好教练 ， 我认为不仅要在技战术上有综合素质 ， 还要从想 、 讲 、 写 、 做四个方面接受考核 。他在队员面前应该是位老师 ，而在业务面前又应该永远是个学生 。

因此教练还必须在思想作风上严以律己 ， 要有吸引和凝聚队友的人格上的魅力 ， 要处处给队员一个深教的作用 ， 要队员能从你掌握的知识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

我认识和了解许多位教练 ，他们有的是与我同队踢球的战友 ，有的是我任教时带过的队员 ， 还有一些是我曾交往过的同行 。在他们中间 ， 为人处事 、 业务能力与工作能力上存在的差异 。

虽然我有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但我与之交往和工作几乎都保持着等距 。 我历届被亲疏和个人交往蒙住自己的眼睛 。

我了解有志于当国家队教练的人并不少 ， 尤其进过国家队的人显得更有所追求 。 我不断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 ， 老领导曾善意地提醒我 ， 选接班人时要注意年龄 ， 别等你带完了 ，他都到岁数了 。

我就注意了年龄 ，但我并没有忘掉与我同辈的老教练 。 我曾想提方任秋 、 包迎福等老教练挂帅 ， 组成老带新的教练班子 ，但在征求意见时发现矛盾又不无干扰 ， 所以最终又回到了年轻人身上来 。

经过权衡 ， 我重点琢磨了三个人 ： 王后君 、 李应发 、 高峰文 ，他们都是我当教练时带过的队员 。

从私人关系上讲 ， 既没有什么芥蒂 ，也没有什么超出同事之间的交往 。他们虽然有些差异 ，但也各有前秋 ，而他们都有志于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几代人的夙愿和梦想 。他们中间有的人还曾经写信给体委领导 ， 表达了自己殷切的期望 。

不过即使缩小范围只考虑这三个人， 我仍然举棋不定 。 王后君曾在 60 年代初期进国家队试练 ，在我当国家队主教练时他第二次入选 。他踢右边锋 ， 脚下不错 ， 意识也比较好 ， 善于思考 ， 表达能力也不错 。1965 年他入队后， 我对他提出边锋必须边路突破的要求 ，但他不同意我提出的方法 ， 滔滔不绝地讲了一通他自己的心得体会 。

我听来觉得挺复杂 ， 要争论下去话题太长 ， 于是我说 ：" 后君 ， 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 按自己的心得体会去做 ，但每场球必须有 9 次突破传中， 不然下个月就必须按照我的要求和方法去做 。"

他想了想就同意了 。在广州越秀山体育场的几场比赛 ，他切入突破的次数很少 ， 队友们对他有些压力 ，他自己也感受到了问题 ， 于是无可奈何地同意了我的训练和比赛要求 。

而且每次比赛若达不到我要求的指标 ， 赛后立即就会在球场上加练 ，而且缺衣补食 ， 就这样坚持补课 。

每次赛后后君都要比其他队员推后洗澡和用餐一个多小时 。 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我的要求不尽合理 ，但我很喜欢后君争强好胜的性格 。

当教练时也应该看到他争执背后愿意独立思考的一面 。他当队员时的表现至今我仍然记在脑袋里 。

后来我与后君的交流也使我丰富了对足球的理解 。他执教上海队时表现了自己的风格和追求 ， 所以 1986 年国家队去上海 ， 我还特意请他给队员们讲 532 战术 。他有实践经验 ， 人又很机敏 ， 讲课的效果相当不错 。

但是让他当国家队教练 ， 我也觉得心里没有什么底 。 上海队后期的打法多在后场倒角 ， 上无全上， 手无全手 ， 我觉得暮气很重 ，而且听说管理也不严格 。

后君迁就队友的地方很多 ， 这样使我担心国家队不严加管理 ， 于是我便转移了视线 ， 开始考虑李应发 。

李应发当初也是我器重的队员之一 ，他的年龄与王后君相仿 ，不过进国家队时已经快 30 岁了 。 这说明他在文革时期仍执着于自己的职业 ，而不像有的队员那样一蹶不振了 。他 70 年代进队 ， 担任中后卫 ， 左脚技术很熟练 ， 投球很好也很稳 ，是比较称职的优秀队员 。他执教中国足球的第一重镇辽宁 ，是位有影响的教练 。在去西德学习后 ，也吸收了一些先进的训练

方法和新鲜的战术思想 ，并且可以用在辽宁队身上 。 据说辽宁队的对抗训练也很有质量 ，但是我对辽宁队出访的成绩不佳非常不放心 ， 尤其他在汇报时对天气 、 裁判 、 状态等客观原因强调的太多 ， 我感到有失偏颇 。

当同志们问我发子能不能当国家队教练时， 我没有立刻回答成与否 。在一个始终平衡的天平上， 哪怕加上一个微小的分量也会发生倾斜 。

当我考虑高峰文的时候 ， 就突然多了这个分量 。 当时在国家体委训练局的教练很多 ， 如张宏根 、 张京天 、 张俊秀 、 陈家根 、 高峰文 、 戚务生 、 徐根宝 、 胡志刚 ， 我们出来进去常常碰到一起 。

苏永顺 、 曾雪林作为局外人 、 地方教练 ， 已经两次执教国家队 ，他们所取得的成绩虽有一阵喜人 ，但最终也未能完成冲出亚洲的大业 。

训练局的教练闲着 ， 难道他们就真的不如地方队的教练吗 ？ 我思考着这个问题 ， 深深感到这些熟悉的面孔好像在怨恨我 。

事实上， 启用训练局的教练有许多方便之处 ， 如果同在一个水平上， 我选助手又何必得舍近求远呢 ？

于是天平向高峰文倾斜 。 足球圈内对高峰文的褒贬的评议不断传到我的耳朵中， 尤其是了解高峰文的一些老同志所提出的意见相当中肯 ，但我认为人是会发展变化的 。

师傅领进门 ， 成败在个人。 作为年轻教练 ， 如能专心事业 ， 勤奋工作 ， 日后也必然会有出息 。 高峰文是我 1965 年重新组建国家队时留下来的老队员 ， 当时还有许奎武 、 陈家根和桑廷良 。

留这四名老队员是因为他们事业心比较强 ， 能练 ，而且平时表现好 ， 能起到模范作用 ， 又是能派上场的主力 。他训练刻苦 ， 一次一个距离很近的射门闷在他脸上， 站在场外都能听见啪的一声 ， 力量很重 ，但他咬着牙把落在不远的球踢出后， 才不声不响地擦掉了脸上的麻木和闷出的泪 。70 年代因为文革中断的足球运动 ， 影响了已经 30 岁的高峰文 。在

五一节国家队和北京队的表演赛中， 峰文与守门员同救一个球 ，在出击中被撞倒了 。 看起来动作好像不大 ，但是我是断过腿的人， 听见咔的一声就知道声音不对 。

后来发现腿骨折了 ， 峰文忍着伤痛被送到医院治理 ，也表现得通情达理 。 住院时他始终惦记着重返球场 ， 后来果然又披起了战袍 。

我自己 1960 年断腿之后很想重上球场 ， 已证实足球运动员腿断并非断送了运动寿命 ，但我的愿望没有实现 ， 峰文替我完成了 。

我喜欢技术好的运动员 ， 更喜欢坚强的运动员 ，也喜欢通情达理的运动员 。 高峰文当时给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 。

后来高峰文率领中国少年队进入柯达杯的前 8 名 ， 报界和体育球迷们就呼吁高峰文走马上任 ，并认为他有能力来收拾 519 以后的残局 。

有些评论更感到解散中国少年队是一种错误的带有个人恩怨的举动 ， 这使主管这些工作的同志感到不悦 ，因为少年队的解散是一个必然的程序 。

有的同志进而认为这些文章是高峰文指使别人写的 ， 还有传出年维泗为支持高峰文而发动宣传攻势 。在中国关于人选上的事是非常微妙的事情 ，他不同于外国竞选州长或议员 ， 舆论的炒作没有什么作用 ， 弄不好还会适得其反 。

这些舆论把高峰文推到了风口浪尖上 ，有关他的议论在圈子中也多了起来 。 这些纠葛在一年之后还在延续 ， 体委的领导的态度则比较明确 ， 要求根据高峰文的能力来判断他能否当国家队教练 ，而不要受舆论的干扰 。

经过多次权衡之后， 主张用高峰文的并不占优 ，而我还是力排众议决定推荐高峰文了 。在高峰文给我当助手的一年期间 ，他积极和我配合的诚意也使我更加信任他 。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高峰文在尼赫鲁金杯赛上所发表的战术意见 。 中国队当时碰上了东德国家队 ， 对方气势很甚 ， 就像大多数东欧的球队一样 ， 奔跑能力强 ， 脚下功夫也简练实用 。在酝酿这场比赛的打法时， 高峰文说上半时应该顶住对方的攻势 ， 把对方的锐气磨下去 ， 下半时再伺机进攻 ，并把体力不济但有一定突破能力的马林留在

下半场再换上去 。 凭借着这个建议 ， 中国队最终战胜了比自己强大许多的东德队 。在一年的过渡之中， 我有意让高峰文尽快顶上工作 。

当时无论圈内或圈外人都预感到高峰文将是下一任的主教练 ， 我正是怀着这样的心情来宣布高峰文担任主教练职务的 。

当时我面对足球界人士和各路赶来的记者 ， 表示我代表国家体委足球领导小组和中国足球协会宣布高峰文将担任中国足球队主教练 。

高峰文也满怀信心地说 ：" 战友们 ， 同志们 ， 中国足球的使命交到了我们这一代人手中 。 不管前程如何艰险 ， 只要一息尚存 ， 我将全力以赴为冲出亚洲做出自己的贡献 。

老一辈已竭尽他们的心血 ， 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但是不想超过老师的学生不是好学生 ， 青出于蓝要胜于蓝 。"

我在会场内带头鼓起掌来 ， 我的眼前真的出现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景象 。 我这个不爱大动感情的人也冲动地说 ：" 中国足球到了需要年富力强的教练来担任重任的时刻了 。

如果青出于蓝不能最终胜于蓝 ， 长江后浪不能推前浪 ， 那才是可悲的 。" 我为新的国家队教练的信心而宽慰 ，而我也决心当好新国家队的啦啦队 ， 放手干吧 ， 年富力强的教练们

。在那次会上新上任的国家二队主教练徐根宝也做了发言 ，他提出要当赶超者 ，不当自然接替者 。 我认为二队有这个志向也是应该的 。

根宝这句话切中了足球界的实笔 ， 正像一个替补队员在上不了场时闹情绪 ， 装病请假不练习 ， 这固然不对 ，但如果心安理得安心坐在替补席上毫无激情 ， 没有一点脾气就更加可怕 。在徐根宝讲完话后， 我对他说 ：" 你讲话时不像高峰文那么自然 ，他不怎么紧张 ， 你就有些放不开 。"

我当时觉得高峰文和徐根宝的关系是融洽的 ， 二人互相问候 ， 谈笑自若 ，但后来他们俩的关系紧张起来 。

有人提醒我这些情况时， 我是感觉很沉痛的 。 我带过近百名的国家队队员 ， 我希望他们都为足球互相支持 ， 各自进取 ， 公平竞争 ，而这种竞争也只应是绿茵场上真才实学的较量 。

足球界的人都活在失败的阴影之下， 如果各自不认真审视自己的不足 ，而把功夫放在推卸责任上， 只会让足球圈外的人感到失望 。

高峰文就这样在人们热烈的期望下上任了 。 这支球队明确实行主教练负责制 ， 外部条件也比以前更好 。

曾雪林曾在 519 后说 ：" 调个助手去香港观摩比赛都很困难 。" 那这次我们就决心给高峰文的国家队创造这些条件 。

如果需要去国外观摩或者拉练 ， 我们就全力促成 ，在抽签上也据理力争 ， 绝不放弃任何机会 。 我对这支球队有着漫长足球生涯 ， 只此一搏的感情 。

荣国团的人生能有几次搏 ， 已成为体育界的座右铭 ，而我连几次的机会都没有了 。 这支球队如果成功 ， 我会面对足球事业无愧地说 ：" 我努力了 。"

他假使重蹈覆辙 ， 我也将很不体面地辞职 。 但这支球队的转折是 1989 年 10 月的狮城之战 ，其中两场比赛的黑色三分钟在过多少年有史文扼腕叹息 ， 只差一点点就使我们受到了惨痛的惩罚 。

这一步没有跨越 ，也使我们在国家队受到了窘困的境地 。

狮城失败之后， 要求解散球队和更换主教练的呼声骤起 。 作为足协主席 ， 这方面的舆论和建议时不时传到我的耳中 ，而我权衡再三 ， 还是决定完整地保留这支队伍 。

一来当初定的主教练任期是 4 年， 二来高峰文表示棋不倒兵不散 ， 要在亚运会上一雪耻辱 。 既然这支队伍没有因为失败而垮掉 ， 那就应该再给他一次机会

。 后来我对这支球队慢慢出现了困惑 ， 我感到他不像我预先估计的那样 ，3 年多了 ，他的打法仍然缺少熟练的配合 ， 队员的技术也没有明显的提高 。

我身为足协主席 ， 如果管得过多 ， 容易被误解为对主教练的干涉 ， 尤其是苏永顺 、 曾雪林失败后， 一股脑指责婆婆多长官意志的舆论 ， 弄得主管机构进退两难 。

事后琢磨起来 ， 失误在于我们工作中历来不习惯于用法来约束各方 ， 主教练的权限到底是什么 ， 足协主席到底要负什么责任 ， 足协有没有权利来监督主教练 ， 足协提出意见算不算横加干涉 ， 这些法我们都没有详细制定 。1991 年， 高峰文在我这 4 年一文中公开披露了我对球队的干涉 ， 我没有做任何反驳 ，但我相信历史 ， 相信时间 。

后来有人希望我们和解 ，并愿意担任中间人， 我更觉得莫名其妙 ，因为我从来没有觉得和高峰文有什么了不得的矛盾 。

我至今也没有搞清楚为什么发展成后来的样子 ， 我也没有弄明白我做什么事情超越了权限 。

后来一队与二队之间的隔阂大了起来 ， 高峰文在我这 4 年中认为我偏袒二队 ，而实际情况是 1992 年第 25 届奥运会参加足球比赛的队员年龄 ，因为国际足联的规定限定在了 23 岁以下 。

我当时觉得应该早做准备 ， 就让根宝同志带着二队尽快调整为国奥队 ，并且争取在 3 年后继续取得奥运出线和巴塞罗那突破零的目标 。

成立二队的时候是要补充一队的力量 ，而后来转为国奥队就由一分为二 ， 既要承担奥运任务 ， 又要为一队补充队员 。

对于高峰文和徐根宝 ， 乃至一队和二队 ， 我认为他们各有长处和短处 ， 我要求他们之间不要小肚鸡肠 ， 忽略了大局 。

对于我来说 ， 足球压在我身上的不是一个队 ，而是全局 ，不能不做有关足球的多方面的工作 。 有人说我对二队非常上心 ， 这也是事实 。

我经常做审队的工作 ， 鼓励徐根宝和其他教练支持二队的时候也要多支持一些 ， 毕竟二队当时的处境非常困难 ，而徐根宝有要强的劲头 ， 上报训练局的训练计划 ， 被局领导认为是写得最认真和用心的 。

既然已经受到了婆婆多的指责 ， 足协对足球队的事情也不能不问 ，不能不管 。 我当过 20 多年的教练 ， 能够理解运动队中领导放权的必要性 ，因此足球队是在运动队伍中第一批实行主教练负责制的 。

但与此同时， 我又认为当今足球队的工作仍然必须进行有力的监督 ，不然在问题成了祸害后， 单单主教练是负不了责任的 。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 ， 人们明白水平不高 ，但却颇受关注的中国足球有相当的商业价值 ， 干这一行的人确实也应该有一些经济头脑 。

我也有意地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并向内行人请教 。 我曾问过与足协有不少交往的可口可乐公司部门经理卢先生 ， 如果公司放权让你放开干 ， 你干好干坏 ， 公司有没有监督检查和评比呢 ？

这位经理回答 ：" 不但有 ，而且是很严格的 。 比如我们送纪念品或礼品 ， 要严格按照公司的规定办 ， 这幅度多少我们的确可以掌握 ，但绝对不允许送钱 ，而且礼品纪念品所花的钱不论多少都需要发票入账 。"

从中我感受到商品经济越发达 ， 规章制度就越严格 ， 某个环节或个人的随意性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

后来我得知卢先生被提升了 ， 这是因为他赶上了机遇 ， 加上才华不俗 ，而且很懂得遵守公司的规矩 。

我相信足球界在经济活动中不像大公司那样责权分明 ， 我们有些同志的做法放在公司那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

过去不愉快的事情似乎不是什么大事 ， 年维泗承担多大的责任不需要过多的计较 ，但关键是国家队能够出线 ， 让我们把目光紧紧地盯在多灾多难的中国足球身上吧 。他给那么多人带来那么多痛苦 ，他已经成为失败的象征 ，他带来的麻烦已远远超出足球界 。

多少像我们一样的足球界人士 ， 从小伙子熬成老头子 ， 身上的大山始终重重地压着 。 亚运会足球赛的重创使我把辞职的事情提到了日程上来 。

如果我能年轻 10 岁 ， 或者我能在两年里逆转中国足球的困境 ， 我绝不会这么泄气地提出辞职 。 或者如果我能在两年里扭转中国足球的困境 ， 那将是我一生中多么有意义的事啊 。

但痛心的是 ， 我已经 58 岁了 ， 我相信中国足球会有实现夙愿的一天 ，但这不可能发生在我的任期之内 ， 那与其这样硬挺着 ，不如及时退位 。

每当我想起足球 ， 都引发我一种难以述说的复杂感情 。 我为他付出了身心之残的代价 ， 我爱他入迷 ，也曾因他而害怕 。

我迷恋他一生 ， 又时不时对他感到厌倦 。 我对他熟悉而又说不清楚 ， 我无数次既是甜蜜又是酸楚地回忆起他 ，他曾使我感到一些欣慰 ，但给我带来更多的是悲怆 。

以上就是第一章我为什么辞掉中国足协主席的职务的选读 。 我是滑轮 ， 欢迎您收听翻转体育 ， 我们下期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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