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慰与悲怆》8：动乱岁月

欣慰与悲怆 ， 我的足球生涯 ， 年维泗 ， 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出版 ， 第 8 章 ，在动乱的岁月里 。 从亚新会的表现看 ， 平均年龄 23.5 岁的中国队与 27.5 岁的朝鲜队打得这样意气风发 ， 难解难分 ， 谁都不会怀疑亚洲最有希望的队是中国 。

我们有这样整齐的阵容 ， 这样高昂的士气 ， 这样说攻就攻 、 说防就防的奔跑能力 ， 何愁不能跨出这并不大的一步呢 ？

中国足球好像总和机遇合不上拍 ， 亚新会的失败并没有使我们泄气 ，而后来的重创却使我们回心了 。

如果没有这场空前绝后的文化大革命 ， 中国足球冲出亚洲早已肯定成为历史了 。 早在去金边之前 ， 体育系统已和社会一样 ， 把矛头指向了当权的走资派 ， 题为两派分别提出 " 不允许走资派高荣堂当团长 " 和 " 高荣堂不出国我们也不出国 " 的针锋相对的口号 。

两派各组织力量到中南海请愿 ， 当时激烈的争斗使代表团的成员都感到心力不能集中， 周围的议论也很多 。

一会儿就会传来一个小道消息 ： 要不要参加亚新会 ， 能不能参加亚新会 ， 都成了 " 似定而又未定 " 的严重问题了 。

直到陈毅元帅在国务院接见和欢送代表团 ，以他那渊博的学识 、 豪迈的气魄 、 潇洒的气度 ， 发表了他那无懈可击的见解 ， 又提出用毛泽东思想 、 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要求后， 才算统一了代表团的认识 ， 镇住了乱糟糟的局面 。

后来 ， 上面定的是副主任李梦华带队去柬埔寨 ，但当亚新会的任务完成后， 梦华乘坐的飞机刚刚降落到上海虹桥机场 ，不知道为什么 ， 我们又听说造反派把这位上面定的团长带走审问了 。

这立刻使我们感到运动将进一步迅猛发展 ， 谁都意识到来头非同小可 ，但谁都不明白究竟要干什么 。

建国以来 ， 虽然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 ， 可这次的激烈程度 、 波及面之大 ， 都与以往不同 。 以往搞运动包括三反 、 五反 、 反右 ， 都强调党的领导 ， 都只是几个月就要收尾 ，而这次却是造反派不可一世 ， 横得厉害 ，而且根本没有收的苗头 。

以往的运动不会影响本职工作 ， 可这次从停课闹革命 、 革命大串联 ， 发展到停工停产 ，在体育界的很多运动队随着这个趋势也停止了训练 。

我预感到足球队将很难顶住这股洪流的冲击 ，也必将在这场大风大浪里被淹没 。 心里常为这么一个富有前程的队伍就要糟蹋了而感到惋惜和难过 。

足球队造反比较晚 ， 大概有几个原因 ： 一是建队一时就明确以亚新会上夺冠为全队的奋斗目标 ， 教练 、 队员无不以亚新会任务重 、 不允许串联 、 不准耽误全队训练和比赛 ， 队员也没有一点火就着的激情 ； 二是运动员的思想基础较好 ， 热爱事业 、 热爱足球 、 守纪律 、 讲道理 ， 多数队员都很珍惜前程 。

另外 ，不少运动队都是十几岁的孩子 ， 没什么社会经验 ， 比成年人容易偏激 。 其实当年许多成年人的举动 ， 拿到今天来看 ，也是很可笑很可悲的 。

而足球队球员毕竟是成年人了 ， 生活的阅历多一些 。

文化大革命要触及每个人的灵魂 ，不可能有什么世外桃源 ，不想参加都无法回避 。 这燎原烈火在亚新会后很快便把足球队也点着了 。

我所在的训练局 （ 当时竞技科 ）， 四楼足球队办公室的门口贴出了 " 年维泗是贺龙 （ 荣 ） 高堂 （ 修集团 ）的红人 ，是资反路线的忠实执行者 "， 警告我从即日起停止一切工作 ， 老老实实向革命群众交代罪行 ， 低头认罪 。

当然 ， 这样的大字报仅仅是早已见过的大路货 ， 没有什么惊人的内幕和罪状 。 不过 ， 足球队的办公室与乒乓球队宿舍同在一个楼道里 ， 六十年代的乒乓球队是全国的一面红旗 ， 大字报的内幕多 ， 可读性强 ， 招来不少体育界内外的人来看热闹 ，他们也捎带着把足球队的大字报看了 。

有位育英中学的同学看了给我写的大字报和我门口贴的警告 ，不知道我遭了什么难 。 晚上到家看我 ， 我像没事一样 ，他很高兴地对我说 ：" 大年， 诸事别放在心上， 别跟他们较真 ， 让他们折腾折腾就过去了 ， 事儿长不了 。"

这期间 ， 乒乓球 、 田径 、 游泳等运动队发生了批斗式剔头打人的现象 ，有的运动员揪住领队或教练一句话不说 ， 就是一通胡打乱打 。

至于无中生有的质问 、 恶语相加的训斥 ， 更是司空见惯 ，但足球队相对要温和得多 。 尤其在队内没有一个队员面对面地质问我或骂我 ， 更没有人提议提我出去批斗 。

甚至有一次我在楼道里碰到两个队员抽烟 ，他们还不好意思地把烟放在身后 ，因为我当教练时不允许他们抽烟 。

那时的队员没有抽烟的 ， 如今虽然不能再管他们 ，他们还是不愿让我看见 。 队员们对我没有一点敌意 ， 即使是替补队员或未出国的队员 ，也没有一个把怨气撒在我身上 。

大字报的措辞虽然相当尖锐 ，但他们遇见我 ， 多数还懂得客客气气地叫声 " 年 " 之道 。 随着运动的深入 ， 训练已不在日程上安排了 。

到后来 ， 凡是到球场踢球的 ， 都是凭着兴趣随便玩一玩 。 而若组织训练 ， 就难免遭到 " 白专道路 " 的指责 ， 这样也就没有人再管训练了 。

竞技运动就是要同自身的懒惰作斗争 ， 从人的本能来讲 ， 谁都希望安逸自在而不愿吃苦 。 如今在崇高革命口号的庇护下， 吃苦成了罪过 ， 谁还愿意苦练 ？

这一批最有希望的队员 ， 就是在二十三岁的大好年华 ， 失掉了促成大业的苦练 。 而只靠他们自己玩一玩 ，是玩不出多大名堂的 。

后来成立了战斗队 ， 分成两派 ， 双方相互攻击对方是保守派 ，而称自己是革命派 。 足球队也分成两派 ，但不像其他两派争得你死我活 ， 只是各搞各的活动 ， 分道扬镳了 。

两派都想让我参加他们的组织 ，并说如果参加了组织 ， 就没有人再让我反省了 。 但我一直举棋不定 ， 总觉得两边都曾是我的队员 ， 哪边也不是在跟国民党斗争的继续 。

所以我始终没有加入 。 这倒不是我的觉悟有多高 ，而是我实在分辨不出谁是革命路线的代表 。 足球队有位干部加入了革命组织 ， 当两派辩论时 ，他也非常起劲 。

个别人动手打人后 ，他说在斗争的时候打人不算错 ，有时也是必要的 。 我听后很不以为然 。 事实上 ，有些人参加组织并没有什么路线觉悟 ， 更谈不上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了 。

斗争愈演愈烈 ， 踢足球的想法似乎被两派斗争所排除了 。 尽管我对队里工作已无法过问 ，但我内心还盼着尽快恢复训练 。

因为再拖两年， 这些运动员也就废了 。 后来体委实行军管 ，但军代表的水平很一般 ，他们还不大明白竞技体育是干什么的 ， 竞技科是个什么单位 。他们在左的思想指导下 ，也持怀疑一切的观点 ， 甚至批判铅球运动都把地砸成了大坑 ， 扔它干什么 。

大家哭笑不得 ， 秀才遇外行 ，有理甭逞强 。 本来对实行军管我很高兴 ，以为军官一声令下就可以恢复正常秩序 ， 困惑的局面将会大有好转 。

但军管了半天 ， 非但没有扭转困境 ， 甚至连运动队都打算取消了 。 这时军代表找我谈话 ， 陌生的脸上没有一点笑容 ， 问的问题有点莫名其妙 ， 如 ：" 你初中没毕业 ， 为什么就参加了立华足球队 ？"（ 北京是业余强队 ）， 但我还是耐心地做了解释 ， 我自信没有一点政治问题 。

可是我仍然被列为怀疑对象了 。他们总是想在我身上挖出点问题 ，但又愁于没有一点证据 。 压我我不服 ， 我一直没有感到有什么问题需向他们老实交代 。

可他们又不甘心让我这样平安无事 ， 于是他们通知我第二天去体委烧锅炉 。 当时我倒没有轻视这个行当 ， 干哪行都有它的不易之处和学问 ， 只是他们不该不说一点缘由 ， 就采取这种带有侮辱性的方式惩治我 。

九米长的兰开夏大炉膛 ， 要填煤烧旺 ， 还真得有技术 。 我这个人干事的毛病就是爱拿事当事 ， 特别认真 。

足球没上去我愧疚 ，但我扪心自问 ， 敢无愧地说 ， 我认真地干了 。 如今分配我烧锅炉 ， 我也想好好学 。

我到旁边私现场向有本子的锅炉师傅请教 。 我也从每一铲的动作中琢磨 ， 找窍门 。 后来我三铲子就能把煤铺开铺满 。

几位代班的师傅都很信任我 ， 欣赏我 。 每次上班时脸和手常被煤灰抹黑 ， 下班前师傅们常常关心地说 ：" 洗洗澡 ， 歇一歇 ， 别出去感冒喽 。"

对比那些被专政的同志 ， 我能自由地回家 ， 我能得到师傅们的关心 ， 我还算走运的 。 我总觉得我头上悬着一块大石头 ， 只是还没砸下来而已 。

有一次传达毛主席九大的重要讲话 ， 说是个录音 ， 所有干部 、 教练 、 运动员都必须听 ， 非专政对象都听了 ， 和我一样受怀疑的邻居戚列云 、 陈进开 、 和我一起烧锅炉的李耀先也听了 。

我却没有资格 。 这在文革年代可是件大事 ， 给我的压力不小 。 实际上就是把我编入了政治问题严重的花名册了 。

我终于按耐不住 ， 便去问足球领导小组的一位副组长 ：" 毛主席的讲话为什么没有安排我去听 ？" 我之所以这样问 ，是往好处想 ，以为他们忘了烧锅炉的我 。

但答案比我预想的严重得多 。 这位副组长吞吞吐吐地说 ：" 你有政治问题 ， 现在正在审查你 ， 所以你不能听 。"

我当时一愣 ，因为我实在想不起干过什么与反革命有瓜葛的事 。 我只能在重压与怀疑下生活 。 当时新唱样板戏 ， 我当学生时曾喜欢过一阵京剧 ，也会唱几段红灯记 ， 志取威虎山选段 。

我心情沉重 ， 精神很压抑 ， 所以没事就爱喊上几句 。 一则随遇而安 ， 自寻开心 ； 二则看看动静 ， 试探试探审查的反应 。

记得为庆祝五一节 ， 体委系统搞了一次大型庆祝活动 。 我报了京剧清唱 ，在体育馆几千人面前和几位乒乓球队的名将唱了几段样板戏 。

当时由乒乓女将梁丽珍当指导 ， 几个人唱得特别有劲 ， 博得了全场喝彩 。 但好景不长 ， 当我第二次又报名唱样板戏 ， 却被刷下来了 。

我又去找军管会 ， 我问为什么连样板戏我都不能唱 。 军管会管足球的一位军代表说 ：" 你有问题 ， 你要交代你的问题 。"

这种五迷三道的话 ， 使我不能不问清楚 ： 我交代什么问题 ？ 军代表说 ：" 解放前的问题 。" 我说 ：" 解放前我还是个初中生 ，有什么可交代的 ？"

那个年代净搞虚的 ， 叽叽喳喳 。 这位代表也喳道 ：" 你的问题你知道 ， 你认真地去想想再说 。" 他的目光咄咄逼人， 好像我是确凿的坏人。

我说 ：" 那时我在登世口育英中学上学 ， 你们可以去调查 ， 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都不会忘记我 。

如果他们中间谁说我有问题 ， 说我不好 ， 我都甘心情愿地接受你们的审查 。" 果然 ，他们派了两名足球队的队员去学校调查 。

这两个队员找了我的老师 ， 根据我的老师告诉我说 ， 两人态度相当凶 ， 像拿着圣旨似的 。 主要问我是否参加过三青团 、 国民党 。

我的老师也没客气 ， 说 ：" 你们调查年维泗的情况 ，是请我帮忙 ，不是审问我 ， 你们这个态度要干什么 ？"

这位老师也是以前的足球名将 ，他的名字叫孙鹏 。 当晚孙老师登车到我家看看我 ，并把这个事和两位队员的口音高矮告诉我 ， 让我做个准备 ，以防他们诈共 。

这段荒诞的事情虽然令人不快 ，但多年来我从未向这两位队员说起过 。 后来我被选为教练组组长时， 对他们该用还是用 。

在烧了七个月的锅炉后， 我又回足球队听后处理 。 每天在单位里看看书报 ， 打打乒乓球 ，在家学会了做饭做菜 。

这样的日子固然没什么劳累 ，但也实在是无奈 。 一个人工作忙得要命 ， 很想休息休息 ，但一个人应该工作而不给他工作 ，他会感到很不安稳 ， 很不舒畅 。

足球队没有人跟我谈工作 ，也没有人跟我谈运动 。 他们办公室和宿舍的门紧紧地关着 ， 偶尔看到他们在走道里 ， 好像都在忙忙叨叨地干什么大事 。

我此时此刻已不拿他们当回事了 ，他们也没有再折腾我 。 足球队比起有些优秀的队伍还算走运 。 那时目标大的教练和运动员日子都不好过 。

1968 年清理阶级队伍时， 荣国团 、 傅其芳 、 姜永宁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相继自杀 。 那气氛实在是够恐怖的 。

足球队也发生了一件在体育界相当震动的事 ， 那就是队里最优秀的前锋胡登辉在二十七岁的大好年华撒手人寰 。

胡登辉是个很有才华的前锋 ，他出身不好 ， 平日好像摆脱不了这个包袱 ， 养成了内向的性格 。 而他对事业与足球的执着又超过一般人。

他的身体条件并不好 ， 身高只有一米七左右 ， 百米速度也不快 。他从北京体师足球班毕业后 ，他的老师足坛老将薛吉竹非常重视他的发展 ， 曾向北京的专业队极力地介绍他 ， 推荐他 ，但谁都认为他发展潜力不大 。

后来八一队招收年轻队员 ， 据说是八一足球队队长王兴生同志看中了他 。 八一队领导又做了努力 ， 才把他招收进八一队 。他很快成了青年队的绝对主力 ， 又成了八一队主力 。

1965 年又被选进了国家队 。 我感到他的球性很好 ， 个子虽然不高 ， 却常在高大后卫中能争到头球 。

他的绝对速度不快 ， 却会利用启动快与良好的意识 ， 常常抢先一步把球射进门 。他时常还能出其不意地射进常人看来很难射的球 。

从胡登辉辞世后， 我多年再也没有遇上这种类型的球员 。 胡登辉本来没有任何问题 ， 拿当年的标准看 ，他充其量也只是出身不好而已 。

当时八一队让他回去搞运动 ， 据说并不是为了整他 。他临走时我看他脸色不好 ， 知道他思想上压力不轻 ， 便对他说 ：" 小胡 ， 这次回去搞运动吧 ， 遇到什么事都要想开些 。

你才二十多岁 ， 没什么问题 ， 家庭出身不算什么 ， 出身无法选择嘛 ， 别背这个包袱 ， 搞完运动再回国家队 。"

他很懂事地说 ：" 谢谢您知道 。" 但没过几天 ， 我就得知他已自杀的消息 。 他太单纯 ， 没有社会经验 ， 平时也很少看书看报 ， 遇到突然变化了的情况感到孤立 、 困惑和束手无策 ， 总以为有人要整他 ， 好像没活路好走了 。

终于在一个晚上偷偷地跑出了八一队大院自寻短见了 。 真是太可惜了 。 我同情他的遭遇 ， 更怜惜他的年轻 。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 ， 当比赛的门前得势不得分时， 我这个教练的脑子里就时常闪出这样的念头 ： 如果门前有个胡登辉 ，也许就不会这么窝囊 ， 这么泄气了 。

运动搞了一五年， 队员们的球技生疏了 ，有的因长期缺少训练而开始发胖 。 待 1970 年球队开始恢复训练时， 队员状态都大不如前 ， 平均年龄也长到了二十八岁多 。

当重新组队又开始正规的训练时， 我深切感到他们的水平别说提高 （ 这个年龄再提高是不易的事 ）， 就是恢复都难哪 。

除身体技术的恢复成问题外， 更严重的是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 ， 心都散了 。 这是我干足球感到最难办的一件事 。

我从当教练也并非主动请缨 ， 从心气来讲 ， 已无法和五年前相比了 。 想起我 1965 年受命接班 ， 虽然在新运会后国家队处在建国以来第一个低潮期 ，但一批优秀的年轻队员已茁壮地成长起来 。他们为国家队注入了新鲜血液 ， 给国家队带来了希望的曙光 。

而如今恢复我当教练 ， 我面对的是个收拾起来很难的摊子 ，其日后的结局又怎么好得了呢 ？ 当时的足球负责人赵锡武对我相当了解 ，而对足球又一往情深 ， 真有股带从头收拾旧山河的劲头 。他问过军管会和足球领导小组 ：" 年维泗你们为什么不用 ？"

得到的答案是 ：" 现在已没什么问题 ， 准备要用 。" 但审查了几年， 到底查什么呢 ？ 我后来才听说是查我是不是特务 。

那个年代的荒谬之处在于 ， 没有什么证据就可以怀疑一个人 ，而以怀疑罪论处 。 而且折腾人几年后不了了之 ， 甚至连句像样的话都不会说 。

然而赵锡武是位较真的老同志 ，他说 ：" 解放的时候年维泗才多大岁数 ， 你们也不想想 。" 他又明确地以即将临战的军人的口吻命令道 ：" 你们明天就把足球队的教练组长选出来 。"

于是我又当上了教练组长 。在一个充斥口号的年代 ， 干一件必须十分务实的工作 。 我重新做教练后的表态也很简单 。

由于队员对我都很熟悉 ， 我说话又比较随便 ， 我从来不怕我的话里找茬添乱 。 我说把年维泗拉下马的话 ， 曾是有的教练和队员提出的 。其实年维泗本来也没想在这个马上， 今天大家又催我上马 。

既然这样 ， 我也只能不负众望 ， 再认真地干干 。 估计今后磕磕碰碰的事不会少 ，但你们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锻炼 ， 已经从二十三岁半到二十八岁半了 ， 好多事不说你们也该明白了 。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珍惜时间 ， 珍惜前程 。 我们毕竟是干这一行的嘛 。 在座的教练和队员中， 有的曾写小字报向军管会告我的黑状 ，有的曾告我唱样板戏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的召唤是对运动有抵触情绪 。

有的对我受审查散布过不少不实之词 ， 抱着幸灾乐祸的态度 。 有的明明知道我没有什么问题 ， 想拖些时日， 怕我恢复工作后他没事干 。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人的登台表演 ， 使我加深了对人的了解 。 尽管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不让我满意 ， 更不让我佩服 ，但既然还在一起工作 ，也就不会再计较过去了 。

队员的绝大多数都欢迎我出来带队 ，其中七八个队员在我被孤立 、 受压抑和委屈的时候 ， 曾同情我 、 关心我和安慰过我 。

我很感激他们 。 过去有不少老话如 " 路遥知马力 ， 日久见人心 "。 后来又有不少新话如 " 相信党 ， 相信群众 ， 相信历史 ， 相信时间 " 等等。

好像联系文革中所经历的事去琢磨琢磨 ， 要比随便说说的感受深刻得多了 。 我又任命了高丰文 、 徐根宝当队长 。

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二位在文革中对我有什么好 ，而是想借他们的支持尽快把队里的工作和训练搞起来 。

高丰文是文革前的队长 ， 根宝是文革中足球队领导小组的成员 。 当时我看他们有一定的联系群众的能力 ， 我要求点什么 ，他们也能起些带动作用 。

因而当我提议他们当队长时， 多数队员没有异议 。他们两人听我提议后都很高兴 。 队伍的训练从此便逐步恢复起来 。

我面对这波老队员 ， 除了说话不再像文革前那么尖刻和刺激外， 训练要求依然一丝不苟 。 因为我既然当了教练 ， 就该全身心地带好队伍 ， 尽可能地找回我们损失了的时间 ， 尽可能地使这波相处五年的老队员再在技术上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